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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撒:一个书法家的修为

       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艺术大环境下来谈论朱以撒先生的书法事业,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是有启发和参考意义的。数十年来,朱以撒先生在书法创作、理论研究和书法批评三个方面所下的工夫和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实在为当今书坛严格诠释书法家的修养提供了绝佳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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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照朱以撒先生的书法创作,我以为从“功夫”与“才学”二端入手较为可靠。功夫与才学并举也即真正成就其书法作品过人之所在。

书法艺术首先还是看重功夫、讲究技法的锤炼,书法之为道,最先也必要过技法这一关。朱以撒先生学书逾半个世纪,从总角以至皓首,笔墨生涯,寝馈于斯,遍临百家,于二王、颜、米、八大、北魏墓志、摩崖、唐人写经等多有用心,与古为徒,入古既深,而又能不拘泥于古人,融碑于帖,各取一瓣心香为我所用,终于卓然成一家风度,落落欲往,矫矫不群,气息沉郁而又自然流畅,用笔篆籀气十足,用墨自然,结体宽绰而又不乏紧致,亦庄亦谐,颇具才情,高出同侪。书道中人历来倾向于认定碑帖结合是书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上面用功的学习者代不乏人,但成功者寥寥。如果一定要言说典范,当推朱先生。


      功夫既已纯熟,才学浅深便成为衡量书法家水准高低的根本尺度。重功夫而轻学养,可能步前人踵武而乏新变,“局促如辕下驹”。对此,苏东坡就曾讽刺过:“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总之,就是“功夫在诗外”(陆游语)的意思。套用到书法上,实际就是强调对书法功夫的积累。朱以撒先生学书也重视对古人心摹手追,几十年如一日不辍临池,但可贵在其长期浸淫古典文学、美学、书学,积学深至,以学养书,所以能在学习中形成自我独到的审美取舍,既不蹈袭前人,也不蹈袭故我,以此指导自己的书法创作朝着完全属己的、高雅的方向发展。朱先生是崇尚简约、素澹的美学境界的,在深厚学养的滋润下,他的书法风神已经越来越走向冲和之境了。“饮之太和,独鹤与飞”(《司空图:《诗品》),用来形容朱先生书法,当不为过。


      事实上,才学不单反映在书法风格上,更于书法艺术语言中直观见出。现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书法家创作不再重视书写内容的独创,每有所作几乎必抄录古人诗词文章,已成常态。严格说,书法家自身的创造性已经打了折扣。在此背景下,朱以撒先生一扫积习,凭借其深沉的旧学涵养和闲雅的散文笔调,自撰自书,创作了一批形式与内容均堪称戛戛独造的作品。如题汉画像《乐舞图》:“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歌台香散,离宫烛黯。谁人能解长绳,系住斜阳,怕到黄昏。看不尽古今啸咏,奈何愁长。笙歌里近来消瘦,为谁,为谁!”——直将朱先生超人的才华情思和深切的人生感怀一并烘托出来。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凭借生花妙笔,发抒艺文识见,写尽苍然人生,文质相谐,足称当今书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书法创作以外,朱以撒先生又于书法理论研究领域建树颇多。实际上,理论研究本应是与书法创作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既往书法理论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总结无疑会使书法家对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脉络、沿革及趋势有一个比较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加上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长期的实践,有望开拓出一条既不背离艺术发展规律、又富有个性的艺术进路。古人所谓“超外得中”,我想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另一方面,书法家艺术实践过程中积攒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也可以通过学理化、思辨化的概括,阐发成一系列富借鉴意义的理论文字,以此裨益于后学。如此回环往复,就使书法家的艺术生活变得全面而丰盈,他的艺术创造之路也更加可信。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朱以撒先生就在书法教学之余孜孜于书法理论探求,先后出版了《书法创作论》、《历代行草名作赏评》、《书法审美表现论》、《中国书法名作一百讲》、《书法百说》、《中国行草名帖一百讲》等著作多部,从书法本体论、工具论、方法论、实践论、审美表现论等诸多面向对书法艺术作了极富见地的论说。在这些著作中,既有纯粹理论的严密推演(《书法创作论》、《书法审美表现论》),又有针对单件作品的审美判断(《历代行草名作赏评》、《中国书法名作一百讲》、《书法百说》、《中国行草名帖一百讲》),通过这些文字著述,朱以撒先生作为一个清醒的书法家的审美理想日渐显露出来,那就是在技巧熟练的前提下讲求自然,讲求“以手写心”的适性挥洒,提倡简澹素雅的书法美学境界,并强调书法家的文人本色。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位个性鲜明的艺术家的个人面貌也越来越突出,最终成为当代书坛不可忽视的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的代表人物。



      近一个世纪以前,以梅光迪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就批评的宗旨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今天看来,这样的标准用在书法批评上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书法艺术是深邃和富含奥妙的,其中包蕴着汉民族文化精神的精华所在,这使得它具备了十分丰厚的研究空间;同时,书法的表现形式又是极其直观的,有时优劣甚至可以立判。这样看来,书法批评似乎可以是开放和公正的了。遗憾的是,由于人情社会这一千百年不易的批评环境的掣肘,书法批评的正常进行变得困难重重。或者因为碍于面子含糊其辞甚而胡乱揄扬,或者因人废书。说到底,都是艺术眼光和学术良知作用的结果。艺术眼光不足,便不能分辨良莠;更要命的是缺乏学术良知,就只能在面临作品时露出乡愿的本性,表面上看去一团和气,实际的问题却不见解决。


      朱以撒先生是拥有这种学术良知的。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朱以撒先生的书法批评,其中肯、尖锐和深刻,都堪称当今书坛翘楚。这当然需要有犀利的艺术眼光,而这眼光的形成又是建立在自身过硬的实践水平和精深的学术涵养基础上的。以此出发解读他人书作,底气十足,高屋建瓴,自然言之有物。朱先生为人向来耿直刚正,他的批评文字因而也就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并不拖泥带水:


      “提俊丰的这件作品让人觉得太乱了,太花哨了,何必如此造作。装饰过了头,让人看出的破绽就很多,的确是让人缭乱中产生很不舒服的感受。功夫用得不是地方,又要赶着应景,于是艳装出场,俗气重了。这很像钱钟书《围城》中讲化妆,不会化妆的腮帮子两坨红红的俗不可耐,还不如素面了。”(《提俊丰:乱花迷眼》)


      这样的文字出现在一篇批评文章的起首,未免会让读惯了隔靴搔痒文章的人精神紧张、刺激、吃惊进而警醒的。当然,此类“当头棒喝”有时也难免使被批评者感到不适,但因了朱以撒先生的批评是全然立足于作品本身而不涉及人身、更不关乎人事的,他的批评就真正切合了“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旨趣,使作者、读者信服;更由于朱先生的批评是为着书法艺术在当代更加健康和透明地发展,他的见识和勇气又使书坛中人深深佩服。事实是,朱先生公开批评过的,多为国家各级大展遴选出的优秀作品,这样的批评也就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对作者水平的再度提高意义非凡。毕竟,与其“捧杀”,不如“棒喝”。


      朱以撒先生在当今书坛是一个特出和不可或缺的存在。朱先生的书法事业,也理应被看做是艺术创作与理论、批评默契结合的典型。在今天,若要谈论书法家更加全面的素质,大约不可绕过朱先生。


  • 关键字:朱以撒
  • 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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